学诗的人，几乎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：我该向谁学？是“取法乎上”——盯着最好的古人，摹其格调、追其气韵；还是“取法乎我”——回到自己的性情，写自己的话，自成一家？这看似是个“方法之争”，实则牵涉文学最根本的一个命题：诗，究竟是“学出来的”，还是“长出来的”？《随园诗话》里，袁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鲜明——他倾向于后者。这一章就借这个问题，谈谈袁枚“取法乎我”的主张，以及它背后的深意。
先看“取法乎上”这一派。它源远流长，有其道理：古人云“取法乎上，仅得乎中”——你向最高明的对象学习，尚且只能达到中等，若向低处学，就更不堪了。所以，学诗要从汉魏、盛唐入手，摹其气象、炼其字句，先把“规矩”立起来。沈德潜的“格调派”就是这一路的代表：讲“诗必盛唐”，讲格律、气象、温柔敦厚。这套主张，在“打基础”“定品位”上，确实有它的价值——没有对经典的研习，凭空“创新”，往往流于浅薄。
可袁枚看出了这一派的隐患：学不好，就会变成“摹古”。一味“取法乎上”，眼睛只盯着古人，就容易把自己的性情丢在一边——写出来的诗“处处像古人，独独不像自己”。他甚至讥讽这类作品是“描头画角的假古董”：外形上像模像样，内里却没有一个“我”。这个批评很尖锐，也很中肯——文学史上，“学古人学到丢了自己”的人，实在太多了。
于是袁枚提出了他的主张：“取法乎我”。他认为，学诗当然要学古人，但学的目的，是“为我所用”，而不是“成为古人”。他更愿意把“我”放在中心：我的性情、我的遭遇、我的眼光，才是诗的本源。所谓“性灵”，说的就是这个“我”的鲜活。在他看来，一首诗的好坏，不在于它像不像某个古人，而在于它有没有一个真切的“我”在。
这个主张的深意，在于“重新定义学习的对象”。在“取法乎上”的框架里，“上”指的是“古人”与“经典”；而在袁枚的框架里，最该“取法”的，其实是一个人的“性灵”——是“向自己的内心学”，是“把自己写活”。这不是否定学古人，而是调换了主次：古人是从，性情是主；学古是为了“养我”，不是“代我”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但长出的是自己的样子”。
最能说明“取法乎我”之可贵的，是袁枚选诗的标准。他诗话里采录的佳作，很多并非出自名家；它们的共同点，不是“学像了谁”，而是“写出了谁”——写出了那个人独特的性情与遭际。一个卖字人的一句真诗，可能比一堆“气象堂皇”的拟古之作更让他心动。在他看来，真，是第一位的；像不像古人，是第二位的。这个标准，把“学”从“模仿”拉回了“求真”，也正是“性灵说”的核心。
当然，“取法乎我”也有它的风险——前面讲“性灵边界”时已经说过：一味强调“我”，可能流入浅率、失于格局。袁枚的“取法乎我”，若被理解成“不必学古人、随便写写”，就成了另一偏。这里要替袁枚说句公道话：他所说的“我”，是有“学养”垫底的“我”；他并不否定读古人的书、研古人的法，他只是反对“以古人代我”。真正的“取法乎我”，是在充分吸收了古典营养之后，长出一个“我”来——是“入而后出”，而不是“不入而出”。
还有一层值得澄清：袁枚的“取法乎我”，并不是“闭门造车、拒绝一切传统”。恰恰相反，他本人是极博学的——读遍古今诗卷，熟稔历代名家；他之所以敢于主张“以我为主”，正因为他已经把“古人”读透了。这就好比学书法：先要临帖千遍，把前人的法度化进手里，然后才谈得上“自成一家”。没有“入”的功夫，“出”就是空中楼阁。因此，“取法乎我”从来不是给懒人的借口，而是给“学透了”的人的出口。分不清这一点，就会把“自成一家”误解成“不用学习”——那恰恰是袁枚最不愿看到的。
把这个命题放进更大的文学史脉络，就更有意思了。中国文学史上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有一次“复古”与“创新”的拉锯：从唐代的“复古”，到明代的“前后七子”摹拟汉唐，再到公安派、竟陵派的“独抒性灵”，再到袁枚的“性灵说”——这一串争论，核心都是同一个问题：文学要“向后看”（学古人），还是“向前看”（创造自己）？袁枚的答案，是“向前看”。他把这场持续几百年的争论，有力地推向了“自我”一端。
而这，也提示了一个超越诗学的道理：任何“学习”，最终都要落到“成为自己”。学写字，学弹琴，学做文章，甚至学做人——开始总要“取法乎上”，向最好的对象学；可若一辈子只会“像”，就永远只是“某某第二”。真正的成长，是从“像别人”走到“像自己”。袁枚讲“取法乎我”，讲的正是这个道理：学，是为了成全“我”，而不是消解“我”。这一点，值得每个学习的人反复咀嚼。
最后还想说一句公道话：这两条路，其实构成了一个“先后”的关系，而非“对错”的关系。没有“取法乎上”，所谓“取法乎我”常常只是没底气的自嗨；而没有“取法乎我”，所谓“取法乎上”又常常沦为高水平的模仿。真正好的路径，是“先上后我”：年轻时老老实实向经典学，把功夫下足；成熟后渐渐把“我”立起来，写出只有自己才写得出的话。袁枚的价值，不在于他否定了“上”，而在于他提醒了每一个学诗的人——学的终点，不是“像”，是“我”。
所以，“取法乎上还是取法乎我”，看似是诗学之争，实则是“如何对待传统与自我”的普遍命题。袁枚给出的答案——先学、后出，以我为主——既承认了学习的必要，又守住了创造的本位。他未必说得尽善尽美，但这个答案的“方向”是对的：学古人，是为了更好地做自己；读经典，是为了写出一句“只有你才写得出”的话。这份“以我为主”的自觉，正是《随园诗话》最有生命力的地方。
若你想把这个问题想透，请把袁枚论“性灵”“学古”的条目，与沈德潜《说诗晬语》论“格调”“师古”的文字对照着读：一边说“诗必盛唐”“取法乎上”，一边说“性情之外本无诗”“取法乎我”。两方摆在一起，你会清楚地看到“学”与“创”之间那道永恒的张力。读完你也许会有自己的答案——但无论是哪一边，请一定记得：学，是为了让自己“长出来”，而不是把自己“藏进去”。这，大概就是袁枚留给每个写作者最有用的一句话。
【参考文献】袁枚《随园诗话》；沈德潜《说诗晬语》；严羽《沧浪诗话》；叶燮《原诗》；郭绍虞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。